猪肉涨到100港元?70年的供港史 最好的水输给香港

时间:2019年08月22日 10:31:49 中财网
  原标题:100港元的猪肉 70年的供港史……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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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昨天,香港的猪肉价格大涨刷屏了。

  因为深圳活猪中转市场发现有活猪感染疑似非洲猪瘟,中转站必须关闭及消毒,香港猪肉供应暂停三天。

  市场反应迅速,每斤瘦猪肉接近100港元,猪肉档贩感叹,这种情况可能还会延续,他们的收入将大受影响。之前也有猪肉疫情泛滥的时候,香港猪肉业损失惨重。


  香港地方虽小,但因为各种历史原因南北方人交汇,东西方人杂糅,700万人拼在一起,先成就了香港美食之城的名声。

  但问题也很显著,因为地方太小,虽然有700公顷的农地,但只有80公顷被用于农业,收走的地当然是为了给房价保驾护航,不过这点田地完全不够香港全城的吃喝用度,所以,生活必需品,无论大小,基本都来自外乡。

  猪肉,华人生活的必须,因为对美食有要求,所以港人对此自然格外在意。供港的猪肉,基本来自内地,并有供港专门注册。

  什么是好的猪肉?香港人有自己的标准,他们也会对供应商有一样的要求。

  比如一个标准是,“看猪的脊背,猪背上放一杯水,猪走水不洒的,就是上品。”

  当然,那些可量化的标准绝不会少,猪的重量、毛色、体形讲究“三一致”,瘦肉率要求很高,体重不能超110公斤,但不能低于90公斤。

  港商愿意为上品猪肉支付高价,经过多年磨合,他们和供应商已有默契,香港基础物价稳定也有赖于此。

  但60年前不是这样,一头猪从湖南被赶上卡车出发,直到运抵香港,它需要在卡车上待上8天,拥挤的环境,加上一路颠簸,会让它掉下10公斤肉,这样的活物,港商是拒收的,没有稳定货源,物价大涨就是常态,同理,香港的大米常年依靠东南亚,每到大灾的年份,香港的主妇们都要为买米操心。

  外部一有风吹草动,港民的荷包就要出血。怎么解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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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论是基于地理还是血缘的关系,700万港人的生活物资问题的最优解,只能来自于大陆。

  当然,这不是纯粹的支援,但成本也不低。

  新中国成立之初,面临严峻的经济封锁,最大的贸易伙伴是当时的老大哥苏联,但是老大哥家当也不多,怎么办呢?

  当时的战略是“促进以香港为中心的进出口贸易发展”,说白了就是用猪鬃、桐油等外国缺乏的物资吸引外商,换回中国急需的橡胶、汽油、钢铁、有色金属、棉花、麻袋等重要物资,尤其是和老大哥撕破脸之后,这个战略就看起来无比重要了,因为,那时候的香港,是中国和外部世界唯一的通道。

  那时候,大陆每月从香港进口的战略物资——橡胶达2500吨,基本上满足了1950年和1951年中国军、民两用的需要。中国还通过香港进口了其他短缺物资,如:陶器、玻璃制品、研磨料(金刚砂、砂纸、腐蚀剂)、有色金属、刃具、金属器具、设备和工具、纺织机器、毛条、化工产品、染料……
  看看那时候,真是穷啊。

  买东西需要外汇,现在我们外汇储备三万亿,但当时连这个零头的零头都不到,而且,创汇很难,当时我们获得外汇的一个重要途径现代人很难想象——华侨捐助。

  ●1950年华侨由香港汇到大陆的外汇总数为13300万美元;
  ●1951年增加到14500万美元;
  ●1952年达14800万美元。

  不经过香港,这些钱很难进来。所以,为了保证这个通道的顺畅,中国就一力承担起了香港“生命线”的任务。

  1962年,决定由铁道部、外贸部联合开辟供应香港市场的鲜活食品快运货物的“三趟快车”,编号751、753、755的三趟货车,分别从武汉、上海和郑州发出,每天将各类鲜活物资运往香港,保证供港农副品稳定,自此成为一项基本政策。

  一晃57年了,期间中国大陆经历了各种事端,不论是1962、1963年还是1966-1976年,抑或是90年代通胀压力山大的时代,供港快车都不曾中断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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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因为有其他方面的考量,所以供港快车背后有很多的补贴和投入,尤其是行政资源的大量投入,才让这个奇迹维持了长达半个世纪。

  一个供港产品从生产到运输、出口,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供应链。

  比如养猪场,冬季集中供暖、夏季水帘降温,为了提高繁殖率和种猪质量,种猪每天可以享用两个鸡蛋,哺乳期的母猪能喝到鱼汤。

  猪场的生活区、生产区、污水处理区、饲料储存区、兽医室都需要专门配套,围墙要用实体做,不可以用铁丝网。

  对养殖人员的要求也很高。入职时做健康体检,要求检查结核病和布氏杆菌等,工人们踏入猪舍,必须先洗澡,换工作服。

  猪场日常生活活动都需记录在册,供监管部门查阅。每个月进行两次瘦肉精检测,每个季度进行一次常规监测,监测项目多达到42项。

  在运输过程中,每头猪都有自己的“身份认证”,不同猪场的不能混装,肉猪和其他动物不能混装,每辆车装猪只数都有限额,到了深圳后,处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还要再检查一遍,然后才能送到香港的屠宰场。

  蔬菜也是也一样的,如果有幸成为一个供港蔬菜基地,那规定也是极为严格的,登记备案的产品是萝卜和洋葱,那么就只能生产萝卜和洋葱,基地是不能种其他蔬菜的,蔬菜基地有对应的供港食品加工厂,这个基地的蔬菜之能到这个加工厂加工包装,这种“公司+基地”的管理模式对品质很有保障,但是成本不低。

  现在香港市场上,鲜活牛羊供应量的近100%、活猪供应量的99.8%、蔬菜的60%,都来自内地。淡水鱼、家禽也基本由内地供给。那香港总共为此花了多少钱呢?

  2018年,香港为内地运港的猪牛鸡鱼肉、新鲜水果蔬菜、淡水电力天然气……总共支付了360亿元,算下来人均不到5200块。


  这个价格,良心说,很便宜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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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其实,相比吃的,水的问题更严重。

  看过周星驰电影《功夫》的人,估计对一个画面记忆深刻,城寨的居民排队打水,挤了一头洗发水,突然发现,包租婆居然停水了……
  这个还真不是凭空编的,曾经,香港的“水危机”堪比现今水比油贵的阿拉伯国家。

  香港临海,当它还是个渔村的时候,淡水自然是不发愁的,但过去一百多年,香港人口激增,水患日益严重。香港为这个问题操透了心:
  早在1859年,当时的港督就悬赏1000英镑征集供水良策,无果;
  后来港府积极兴建水塘,所谓“大型人工淡水湖”,想通过储存雨水的方式解决用水问题,水塘建了17个,也没彻底解决问题;
 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香港考虑用海水淡化取得食用水,并在1975年建了一个海水淡化工厂,但是这个工厂的缺点就是太贵了!1982年,这个工厂停用,过了十年,干脆炸了。

  最后发现,想解决这个问题,还得依靠邻居广东。

  1959年,当时广东组织了5万民工建了深圳水库,专供香港用水,但未曾想香港人口短期内暴增,1963年爆发了史上最严重的水荒,4天才能供一次水,每次4小时。

  香港只能继续请广东援手,双方达成一致意见——兴建东江—深圳水库供水工程。

  整个工程耗时两年,引东江水南流到深圳,需要把东江支流石马河变成一条人工运河,全长达8公里,需要有6座拦河闸坝和8级提水站。

  1965年2月,东深工程落成。香港水患终于有解,即使在百年一遇的旱情下仍不受影响。

  就连撒切尔夫人也说,“东深是香港繁荣和同胞生存的特殊工程”,香港前水务署署长也认为,香港之所以能够成长为亚洲四小龙之一,东江水供港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。

  即便是2009年旱情严重,香港用水也是被优先保证的,但时隔多年,这项工程却被个别人非议,为啥呢?

  因为双方要签订供水合同,不过香港工业化提前结束,人口流入减缓,工业和生活用水较之前预计有大幅缩减,1998年,广东同意在合约未结束前,减少东江未来供水量5.6亿立方米,但香港还是在1998年至2003年期间,把约值30亿港元的东江水排入大海,被称为“倒钱下海”。


  这是一个仅凭常识即可分辨的事情,多数人自然不这么看,所以前日郑永年教授接受“侠客岛”采访时说,“我一个朋友是新加坡前高官,他就说,你只需要威胁断水就好了,因为新加坡就很敏感,马来西亚不给水喝就很麻烦。”

  这自然是一个玩笑。

  新加坡人的焦虑有些港人体会不了,就像现在很多00后的小孩,他们认为所有的屏幕都是可以用手指操控的,其实触摸屏的普及不过十来年的历史,他们认为理所应当的一切,其实并非如他们所想的那样理所当然。(大猫财经 猫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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